嘉兴小镇｜凤鸟何时此地鸣--梧桐杂记（下）
摘要:简字运动的先驱、音韵学家劳乃宣劳乃宣行事有点迂。民初，世人商议共和的时候，他鼓吹立宪；面对美丽中文，他偏提倡简字也即汉语拼音字。看《走向共和》的电视片，四十来集的末尾，忽然见到他一分多钟的身影手里拿着书，晋谒袁世凯，喋喋不休地鼓吹君主立
简字运动的先驱、音韵学家劳乃宣
劳乃宣行事有点迂。
民初，世人商议共和的时候，他鼓吹立宪；面对美丽中文，他偏提倡简字也即汉语拼音字。
看《走向共和》的电视片，四十来集的末尾，忽然见到他一分多钟的身影——手里拿着书，晋谒袁世凯，喋喋不休地鼓吹君主立宪，精于权术的袁大总统颇不耐烦了，挥挥手，口吐秽言，喝退了急于表白的劳乃宣——难道这就是我的桐乡老乡留在历史上的形象？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别署矩斋，晚号韧庵、韧叟。这末一个字号，让我想到在嘉兴府城出生的有清一代大儒沈曾植，对了，他们两家，原是儿女亲家。劳氏的这个晚号，也可以看出他力主修正中国文化，固执封建礼教的那么一个决心。
据《清劳韧叟先生乃宣自订年谱》：“劳氏古为劳山之民，以地为姓，世居山东，明初自东安迁阳信，曾祖观察公嘉庆间官江苏粮道，祖正郎公寓居苏州，以浙江桐乡县青镇劳氏为宋时同族，因入桐乡籍。”劳乃宣本人生于河北广平府。劳的居所在梧桐城南门内宏远桥，原宏远堂西毗邻，即原来的商业局和供销社一带。那是光绪二十八年劳氏六十岁时置的房产。两年后，劳氏自题“学稼堂”堂名——这一段时间，劳氏因病“在家摄养，渐瘳。经营新居，莳花竹于庭，艺菜于圃”。这学稼堂，“有屋四楹，后壁傍河而无窗。开窗临水，隔以书橱，课子侄辈读书于其中。”（见《清劳韧叟先生乃宣自订年谱》）十数年前，还能看到规模较大的一幢老房子。如今一无所存了。劳宅厅堂上原有一块观赏石，装着红木的座子，石质算不得好，却是劳家旧物，后为画家吴蓬所取、存念。劳氏也曾买田于石门湾，主讲桐溪书院。晚年隐居直隶涞水、山东青岛，死后葬于苏州。
劳乃宣像
劳乃宣生当清季，殁于民初，一生所处，正是新旧学激烈交锋的时代。其人早慧，同治四年，二十三岁时中举人，同治十年，进士及第。李鸿章主纂《畿辅通志》时，在保定任《畿辅通志》分纂。光绪时历任直隶（今河北）临榆、南皮、完县、蠡县、吴桥、清苑等六县知县，前后二十余年，有政绩。据说他任直隶临榆知县时，晨起端坐于二堂，洞开重门，读书办事如在书室，民有呼吁申诉者，即亲自唤入询问，以减少官民隔阂。如此说来，劳是一个好官无疑。那个民智未开的年代，能够做到他那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居官二十余年，抑豪强，除积弊，勤政爱民，重农兴学，三次考绩，上司评为卓异。”（见《桐乡县志》）但以中国文化史而论，做官算得什么？劳乃宣留在历史上的形象，说到底，是他矢志不渝推行简字运动的文化背影。
劳乃宣的简字运动，是以王照创造官话合声字母为基础的。光绪三十一年秋，劳氏向李鸿章的门生江苏巡抚周玉山建议在南京开设简字学堂，为其运动的始端。运动的实质是普及国民教育，因为他看到了欧洲字母文字拼写的优点。劳氏在王照创造字母的基础上，加上六个声母，三个喉音，四声中添了入声，编成《增订合声简字谱》，嗣后，又多有改进。宣统二年，在北京，劳氏与人发起简字研究会。有一阵子，他呼吁修改新刑律而有堂堂之阵，以至于被人称为“劳党”。宣统三年（1911）十月，劳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1．12—1912．2），坐上了相当于现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写到这里，还应提及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做过三个月的监督（校长），当过杭州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的两年监督（校长），可见他当时的威望与影响力。
劳乃宣谈及简字运动，曾说自己确信普及音标文字是救济时弊的要道，由此看来，他也是载道派无疑。因此，他对自己的理想，一生有非实行不可的信念。（见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王照与劳乃宣》一文，载《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一书）
劳乃宣对中国的文字教育是有贡献的，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先进性眼光，但另一方面，他又志存复辟，逆历史的潮流。宣统三年，他作《共和正解》，谓武昌首义为“少数无知妄人所煽动，不轨军队所劫持”。民国后又作《续共和正解》，阐述真正的共和应学习周公最后的奉还政权，以此要求袁世凯应在宣统帝十八岁时奉还大政，这就有点天真了。这也就是《走向共和》里我看到的袁大总统呵斥劳氏“滚”的那一个镜头的由来。据说，当时的报纸上，对劳氏有“劳而无功”的讥刺。这是势所必然的。历史人物终究是复杂的。
劳乃宣一生博学，精经史性理，兼及近代科学、中外时事。有《桐乡劳先生遗稿》（其婿陶葆廉辑）行世，凡文五卷、诗二卷、词一卷。他是不应该为自己的乡邦所遗忘的。
劳宅旧物
书法奇才毛谈虎
毛谈虎的名字有点怪。
柯文辉说他是“当代最出色的业余书家之一”；张振维说他格调在沙孟海之上；朱关田得知他去世，说他的死是浙江书法界的一大损失。毛谈虎名浩，字覃旉，1937年，日寇入侵桐乡时，遭日军凌辱及汉奸拉拢，坚拒。于是更名谈虎——谈虎色变，以示警惕，疾敌如仇之意。
毛谈虎（1897—1977），生于梧桐旧城一平民家庭，八岁入书塾发蒙，因家境清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就商，十八岁时，弃商学医，拜入晚清名医大麻金子久门下。金子久江南名医。毛谈虎自小清秀机灵，好学，颇得业师垂爱。金出省行诊，屡屡携行。五年后，满师，回梧桐夏家浜老宅悬壶行医，金还专程致贺。说实在的，毛的医理极好，处方却谨慎。门诊门庭冷落之际，常走到毗邻的傅家的布店里闲聊，看到合身的衣服，难免试穿一番，他也无多铜钿，衣服真的要是合身，那就穿上了不必退下了吧。邻家也不会在意。因为他们知道毛家清寒，再说，自家遇着冷热受寒，毛医师也是热情地开好方子抓药的。
毛谈虎从医一生，甘苦自辨，晚年，自刻印一方,印文：隐于医。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梧桐夏家浜老宅区
毛谈虎书法
看到西泠印社出版的《毛谈虎墨迹》中有一帧毛谈虎小像，中等身材，戴着金丝边近视眼镜，白色长衫，身形瘦削，小巧，但精气神十足，其时毛谈虎三十四岁。也就在这个时候，毛谈虎参加陶社，与一帮同好在梧桐镇拍曲自娱，毛谈虎充任笛师。他的笛子吹得交关好。此外，毛谈虎还能填词作诗。这些，显示了一个书家的多方面才能。
1949年以前，毛谈虎算得一个白相人，拍曲聚会之时，偶尔也吃吃鸦片。因此第二天，他常要困懒觉。上午患者求诊，“余娘娘（音，毛谈虎夫人）举一根晾衣竹竿，往楼板底下笃笃，一会儿，毛谈虎就下来了……平常，他床前装着太阳灯，躺在床上看书，家里的事体是不在他心上的。”曾是邻居的晚辈傅其伦绘声绘色地告诉我。
在傅其伦的眼睛里，毛谈虎是有身份的文化人。特别是1949年以后，因为他儿子（在福建三明军分区政治部工作）的关系，他境遇一直比较好，居然在桐乡人民医院做起了小领导。他头发梳得挺括挺括。白里透红的脸色，配一副金丝边眼镜，中山装，派克大衣，新式时髦。即使他夫人去世的日子，他也很新式地穿着派克大衣，还上前与躺在灵床上的老伴握一握手，以示告别。
说过这一些，接下来，自然要述及毛谈虎为人称道的书法了。书法是他的气韵、呼吸。
晚年的毛谈虎
毛谈虎作书，是讲究派头的。他须到厅堂的八仙桌上，宣纸摊开了，还须得有书童给他拉纸磨墨。他的笔致极好，书到忘情处，腕底呼呼生风，笔尖不在纸上，不离纸上，稍稍一碰宣纸，即刻弹跳而起，触电一般，反应灵敏而快捷。这样的状态，是适宜草书的。实际上，毛谈虎的长处是章草与魏碑的结合。他笔尖的功夫高出一般书家，感觉是特别得好。某一天，有人见他写得尽兴，告诉他，你比郭沫若的书法还要好。他不相信，说这是不可能的。郭书法的名气那么大，他毛谈虎能比吗？毛谈虎心里还没底。那人于是回家将郭的书法拿给他看。他左看右看，横看竖看，终于说出了他心里得意的话：郭的书法果然不过如此！
毛谈虎是大器晚成的书家，换言之，书法在毛谈虎身上，在他八十岁时蓦地出现了一个飞跃，到达了他一生的顶点。他的书法，“根植于魏碑，旁及篆隶、章草。得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神髓，晚年长期临写孙过庭《书谱》及怀素狂草《佛说四十二章经》……晚年作书惯用兼豪大白云……（其书）有如乐曲之音符变化组合，重如高山垂石，轻者细若游丝。转折处毫不含糊，尤见行笔功力。”（见《毛谈虎墨迹》序一）可惜，一生的高峰到临之际，一年多的时间，毛谈虎就遽归道山。
毛谈虎一生隐于医，无意为书家而恰恰成就了他奇趣横生、格调高古的书艺。他的中字和小字特别好。柯文辉说他“强音奏雅，石破天惊，晚年达于高妙而不自知的崇隆境地”。
毛谈虎一手好字，偏生不逢时，生前籍籍无名，死后名声不出方圆三十公里。但识者珍之为瑰宝，不轻易示人。
叶瑜荪刻竹
文人竹刻的传人叶瑜荪
1994年12月，当代大玩家、明式家具的权威论者、文博大家、竹刻学权威王世襄先生应邀赴香港作“古代主要竹刻流派和现代竹刻家”的学术报告会，有幸与会的人士发觉，王畅安先生讲学时用于观摩的其中三件竹刻，是桐乡叶瑜荪的作品。原来，早在此前四年，老先生偶然看到了叶的竹刻照片及拓片，即主动写信鼓励、指导，后来，还赠送叶新出版的《竹刻》一书。在中国的竹刻界，王世襄何等人物！叶瑜荪竹刻的因缘，算来还是他激发的呢。叶很早就读王的文章，他的刻竹，可以说，是依照王世襄老人整理刻印的《刻竹小言》学步的。1980年，叶在北京买到王的《竹刻艺术》，悉心揣摩，此后技艺大进。
叶瑜荪，1948年1月生于石门，后定居于梧桐。叶与寄寓梧桐的油画家卢东明、小说家张振刚、书法家章柏年、国画家沈伯鸿等，是桐邑千年文脉的当代传人。
叶瑜荪竹刻的题材，多为乡贤丰子恺创作的书法与漫画，他自己因此归之为“容园竹刻子恺缘”七字心经。凭借着丰子恺的影响力，叶的竹刻也意外地得到了大批丰迷的喜爱，这其中包括丰氏后人丰一吟、弘一大师弟子广洽法师、沪上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研究丰子恺的香港著名学者明川、台湾作家林海音女士等。这一份不完全的名录，大抵可以觉出容园竹刻为世所赏的层次。
竹刻自明季清初以来，向以嘉定、金陵两派划分，嘉定派重雕轻刻，金陵派重刻轻雕，以自然天趣胜擅，素为文人学士喜爱。叶瑜荪本人具有传统文人的气质，对于乡邦文史，素喜研读，尤其对同乡丰子恺的作品，精研有年，极富心得，他向往并着力的正是金陵派的这一路。刻竹之余，他还专门梳理了这一门散溢着疏朗清气的中华绝艺，撰有《竹刻技艺》一书，对竹刻的源流，竹刻的过程，文图相配，论述甚详。因之，比起大多数的竹刻匠人，叶自然多出了一股今天几乎已成绝响的文人气。
晚清以来，竹刻的重镇在嘉定，因毗邻的缘故，晚清嘉兴府的竹刻，也代有传人，但邻近嘉兴的梧桐，竹刻的优势并不具备。考察桐乡县境的竹刻，晚清较有影响者为洲泉胡菊邻，胡钁（1840—1910），一名孟安，字菊邻，号晚翠亭长、竹外外史，与吴昌硕、蒲作英友善，晚年因受其子小菊人命官司所累，加上他与太守许瑶光的亲密关系，遂避居嘉兴莲花桥畔。但此人对桐乡一地的竹刻影响，似乎并不彰显。对于前辈的艺事，熟谙文史的叶瑜荪当然是清楚的，他也有意识地去承源继绪。叶自幼学画学篆，年轻时，长期随木工在江南农村从事传统梁床的雕花工作，培育了对于江南民间艺术的感情。他于刻竹的发力，是在1979年进了工艺美术厂、特别是调入桐乡文化局工作之后。迄今，叶瑜荪刻竹二十余年，作品当在五百件以上。
文人喜以竹为友，苏轼有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既称君子，那当然不可一日无此君了。鉴于竹子的高洁，对于刻竹的艺人天然地提出了高洁人品的要求。在桐乡的文艺界，叶瑜荪的为人一向为人称道。笔者与叶同乡，是他的后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尚在一偏僻乡村中学教书的鄙人，周末骑了单车去梧桐散心，半路上遇到当时已是文联领导的叶瑜荪，也正好骑着重磅脚踏车回石门老家，于是各各拢住车头，站在桐石公路上，在忽忽闪过的汽车扬起的尘土里，总要有搭没搭地闲谈十来分钟，然后，各各散去。此情此景，历经十多年，如在目前。又，数年前，我女儿眼疾开刀，为了答谢主刀医生，特地请他刻丰子恺书法“开明”两字送人。他很快地刻成，并不取报酬。叶与本邑一些热爱孔方兄的艺术同行不同，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他的传统文人气是很让我辈动容、并由衷敬佩的。诚然，他的“容园”的斋名，取乎的正是“有容乃大”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