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宣宫廷造像的璎珞样式，风格为何如此统一？

图1元代居庸关云台十方佛

根据宿白先生的考证，居庸关云台建造于元至正五年（1345），是北京目前唯一的元代藏传佛教浮雕作品。其中十方佛的浮雕形象（图1）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释迦牟尼佛像（图2）基本一致，应是影响有元一代的标准样式，均明显受到了后藏萨迦风格的影响，尼泊尔特色较为突出。而汉地长期以来的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底蕴也对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2元代铜释迦牟尼佛坐像故宫博物院藏

从艺术风格角度看，对于衣纹的写实表现一向都是汉地工匠所擅长的，尼泊尔的萨尔纳特样式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居庸关云台还是元代的铜释迦牟尼佛像，衣纹都刻画写实，是典型的汉藏风格表现。从传统文化上看，居庸关云台券门上大鹏金翅鸟双翼之上，各有一圆形雕塑，一个内刻玉兔，一个内刻三足鸟，此为典型的汉地传统文化符号（图3）。这种双重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永宣造像的风格上。

图3元代居庸关云台券门大鹏金翅鸟

永宣造像的肌体刻画和身材比例均以尼泊尔造像风格特色为主，宽肩细腰，肌肉富有弹性，手、足关节表现细腻、写实。下承尼泊尔风格的半月形双层束腰型莲座，上下沿环绕一周连珠纹，中间以修长、饱满的莲瓣装饰，莲瓣的尖端多饰以卷草纹样。但永宣造像的面相则以汉地内敛、含蓄的审美情趣来刻画，额部短平，面庞方圆，表情庄重而温厚。衣物也是用汉地特有方式进行表现，更加立体，衣褶写实、自然。因此，汉藏融合风格是永宣造像的精髓所在。

除了传承自尼泊尔以及藏地的造型和台座样式，笔者在元代的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上却很少见到如永宣璎珞样式一样的装饰出现。但在元代绘制的夏鲁寺壁画作品上却有许多实例。夏鲁寺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发源地及根本道场，位于后藏日喀则地区甲措雄乡夏鲁村，距日喀则东南有30公里。该寺始建于11世纪，在13世纪元朝统治时期，夏鲁万户受到元朝政府及萨迦政权的支持，影响力达到巅峰。夏鲁寺的壁画兼具印度与尼泊尔艺术风格特色，更是影响了江孜白居寺的壁画风格，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以夏鲁寺南配殿墙壁上14世纪中叶的阿閦佛壁画为例，壁画中的主尊为五方佛中的阿閦佛，整像风格明显受到尼泊尔风格影响，尤其是项饰下的璎珞样式十分特殊，为多个小的U形组合的，在间隔处下缀短流苏，外围的长链样式则与永宣造像一致（图4）。类似的璎珞样式在夏鲁寺中非常多见，数量不一，样式相仿。

图4元代夏鲁寺阿閦佛壁画

璎珞在汉地的造像中也有自己独特的样式。宋代，我们更多见到的是菩萨胸前的网状璎珞，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出土自金代塔基的南宋影青反瓷观音菩萨像，此像结跏趺端坐，风帽兜头，顶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塑小化佛阿弥陀佛，宽额丰颐，丹凤眼微倪，额部中央饰白毫，樱桃般小嘴略露一丝微笑（图5）。五官刻画活灵活现，宛如现实生活中一位和蔼慈祥的贵妇人。通体素白，仅袈裟边缘施青白色釉，胎质洁白细腻。胸前缀璎珞，与前朝交叉式的璎珞样式明显不同，此件造像连珠式的璎珞相互连接，弧度平缓，构成了复杂的网状样式。同时在连珠纹的连接点及中间部位还缀有流苏，装饰性很强。这种样式在宋代极为流行，诸多瓷作造像均为此类，有专门研究陶瓷缨络的论文可供参考，在此不作赘述。

图5南宋反瓷观音菩萨像及璎珞纹饰局部首都博物馆藏

到元代，璎珞的样式开始发生转变，以首都博物馆藏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白釉水月观音像为例，此件观音菩萨头戴花冠，面形丰满，两肩很宽，凸显了身体的健硕，具有典型的元代造像的风格特点（图6）。菩萨外披袈裟，下着长裙，周身披挂着精细连珠组成了网状璎珞，无比华丽。尤其是菩萨像胸前所装饰的璎珞，一改前朝弧度平缓的特点，改为U形的连接方式，而缀流苏的特色则予以保留，可见其基本样式已经与永宣造像非常相似了。

图6元代青白釉水月观音像首都博物馆藏

通过对元代藏汉两地不同风格璎珞样式的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藏地的U形璎珞表现与汉地的网状流苏组合，在永宣造像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样式。这种在汉藏两地均未见到样式，在明代的诸多佛教艺术作品上也有着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