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都——中国湖南（5）

湖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贡献，远大的世界人类眼光和作为（一）

湖南人，勇于当担，乐于奉献。把国当做家，把家连着国；把国家大事扛在自己肩上，奋力完成，应当做的，宁愿砍头都要挺身而出；把家庭小事理喻国家大事，认真处理，不该做的，丝毫不含糊。例如：蔡伦、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等人就是这样。

一、蔡伦，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蔡伦（61年/63年—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汉和帝继位后升任为中常侍，后又兼任尚方令。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制成了“蔡侯纸”，并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崩逝，汉安帝亲政，蔡伦服毒自尽。

蔡伦改进（一说发明）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纸圣”、“纸神”。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蔡伦上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改进（一说发明）的造纸术。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蔡伦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呈献皇帝，得到皇帝的赞赏，便诏令天下朝廷内外使用并推广，朝廷各官署、全国各地都视作奇迹。九年后，蔡伦被封为“龙亭侯”，食邑300户。由于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的新造纸方法是蔡伦发明的，人们便把这种纸都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一说发明）的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经过中亚、西欧向整个世界传播，为世界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王夫之，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本体论。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遗民。“武夷先生”王朝聘之子。中国清代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2“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王夫之四岁时入家塾，七岁时通读十三经，后又学五经经义和诗文，王夫之十四岁中秀才，后又学诗，并自创诗歌。崇祯十五年（1642年），赴武昌乡试，中举。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赶走李自成，攻占京城。王夫之听到惊天国变，写成《悲愤诗》，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挺身战斗。

后奔波于湖北、湖南之间，企图调停何腾蛟与堵胤锡矛盾，无果，退回到故乡衡阳，与“匡社”管嗣裘等在衡阳举兵起义。永历元年（1647年），投桂王，抗清未果。返衡阳，隐姓埋名。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康熙三年（1664年），写成《永历实录》，记述永历政权十六年的兴衰史。康熙十四年（1675年），王夫之迁居到石船山，度过生命中最后十八年时光，享年七十四岁。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像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三、魏源，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原邵阳县金潭）人。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

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魏源著作《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四、曾国藩，倡议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主办洋务。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中国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

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也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其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

曾国藩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

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首先，曾国藩认识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完全可以放弃，而于国计民生的事项，不得讨价还价。这是曾国藩对外关系的原则主张。其次，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从中国儒家古籍中有关做人的伦理中发掘出对外关系的原则。

曾国藩指出：“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将“经济”独立出来，可见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的重视。而他又进一步强调经世不能脱离义理的控制，要在“义理之内”。要以道德为体，经济为用。理学是儒学的核心，经世之学是其精神的延伸，起辅助作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当时中国面临西方高度物质技术文明挑战的严峻局势下，注重“经济”之学正是曾国藩要求改变现状，兴工济世，挽救危局的反映，他强调义理与经济胶合，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胶合，促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形式。

五、左宗棠，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今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人。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来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参赞戎机，抵抗太平军。后由曾国藩保举，特旨为四品京堂，率兵号“楚军”，与太平军作战，为扭转战局之关键人物，历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封恪靖伯。

光绪元年（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收复失地。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争”。光绪七年（1881年），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后病殁福州。左宗棠是清末湘军首领之一，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其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近代中国国家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者、传承者。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虚弱，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借此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讨论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他也与俄国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书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但无果。清廷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然而谈判中，沙俄条件苛刻，且在谈判的同时，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仍数次武装侵扰中国边境。

1880年（光绪六年），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认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遂亲自由肃州出发入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并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此外，1880年（光绪六年）9月，左宗棠筹建已久的“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六、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提出变法，富于民主思想与爱国精神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中国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成年后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谭嗣同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

北游访学时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回到湖南后，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以乃延年会，群萌学会笔等，宣传变法维新。1896年光绪帝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进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新政并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谭嗣同为变法献身，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享年33岁。谭嗣同代表著作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词仅存一首《望海潮》。其诗文风格雄健，感情真挚，富于民主思想与爱国精神。谭嗣同撰写的《仁学》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七、黄兴，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汉族，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北宋大文豪黄庭坚的后裔。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以字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1917年移柩长沙，同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7]同年回国。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八，蔡锷，东洋求学，训练新军，投身革命，发起运动，护国讨袁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军事家。蔡锷为秀才出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后入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并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校学习。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宣统三年（1911年），擢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发起重九起义，使云南脱离清廷管辖。随后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随后进行一系列改革，颇见成效。民国二年（1913年）被大总统袁世凯调至北京，仅任虚职，受其监视。民国四年（1915年）设计潜出北京，并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

他抱病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在川南与北洋军鏖战。袁世凯死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旋即因病赴日本就医，于民国五年（1916年）不治逝世，年仅34岁。北洋政府为其举行国葬。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蔡锷为革命烈士。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在一生“反清、抗袁、拥孙”，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并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被称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因发起、领导了护国战争，当时及后世多视其为“再造共和”或“再造民国”之人。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当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只因唐继尧态度暧昧，不能迅速发动。蔡锷到后统一了各派力量，促使唐继尧下了反袁的决心。12月21日、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

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袁世凯自然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蔡锷等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湖南人爱国，更爱人类，爱地球，更爱世界。在建设世界首都，推动联合国改革，改联合国为世界公民政府的今天和明天，湖南人的这种高尚的精神就是难得的基石。

我们欢迎广大湖湘志士仁人共同参与。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