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口外的忻州人（集宁篇）

在艰辛凄苦、历经二三百多年的“走西口”大潮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是民国年间，就约有三万八千多忻州籍人来到内蒙古求生。岁月沧桑，时光流逝，如果想写一篇全面反映忻州人在口外的奋斗史，其难度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只能从依然活着的老人口中了解一些他们的所闻所见和自己的故事，来浮光掠影地看看当年忻州人在口外的创业经历。

在此通过原籍忻州逯家庄人，丰镇老干局主任科员张喜荣的叙述，让我们后人了解约六千人落脚在丰镇的奋斗历程和留下的足迹，希望通过这些文字把忻州的先辈们在走西口这段厚重的历史中所走过的印记作一个粗浅的反映。

丰镇地处山西大同北四十多公里。如果按照“走西口”路线的示意图，它属于东线的一个分支。忻州人经代州出雁门关，从大同分为两路，一路经新平口向张家口以及更远的经棚、海拉尔，一路经德胜口到丰镇、集宁和归绥。丰镇是德胜口外的第一站，也是联结口内、口外的一个重要枢纽。

丰镇兴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丰镇厅。民国元年（19223年）改为丰镇县。1990年撤县设市。

丰镇城内原来有一个商号叫“万合隆”，创始人叫谢祖光，是忻州人。丰镇有一个传说：“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这还是清朝初年的事情。乾隆年间，丰镇始建城垣，万合隆从丰镇城北的泽落沟迁移到城内老爷庙街。此后买卖兴隆，财源茂盛，经营二百余年兴盛不衰，直到日本人侵占丰镇后才被迫倒闭。当年走西口的忻州人不但参与了丰镇的开发与建设，也是丰镇商业的开拓者。

乾隆三十三年（1758年），丰镇境内的太仆寺牧场招民认垦，大批山西富豪便纷纷前来买地耕种，商行、货栈及手工作坊也随之日渐兴隆，为日后走西口的忻州人打下了基础。清末民初，丰镇忻州商人的从业范围涵盖了钱、粮、布、当、缸、油碾、米面加工等八大行业，较大的商铺约1400家，其中有金字招牌的字号四十余家，年营业额在十万银元以上的商号二十多家。从业者中，山西人（大多是忻州人）占到70%，城中的忻州巷至今尚在。当时人称丰镇是“小忻州”。

丰镇商贾往来，买卖兴隆，城内的八大股、马桥街、城隍庙街都是当时商贸繁华地段。较为有名的钱庄有“义泰恒”、“汇丰源”、“信诚义”、“源丰永”等二十余家。忻州人开的钱庄“汇丰源”、粮店“丰盛店”、布店“元义长”都是各业巨头，掌柜的大都是忻州籍的丰镇名流。

民国年间，丰镇商界较为突出的人物是忻州人麻全忠。麻全忠出生在忻州城内，从小来丰，以买卖布匹起家。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麻全忠和付千喜为主要股东，集资四千银元开办了丰镇最大的布庄“义元长”，从业人员达四十多人。商号以经营土布为主，同时兼营杂货，批发和零售各半，日销售额4000元左右，年销售额15至16万元。“元义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营业最为火爆，是丰镇规模最大的布店。

全忠经商，最为突出的是其超前的思路。民国初年，麻打听到丰镇将开通铁路的消息后，毅然把文庙西面的土地买下。民国五年（1916年），平绥铁路修到丰镇，此后有八年时间没有西进，丰镇便成为暂时的终点站，并大得其利。从京津运往绥远、宁夏、甘肃的大宗货物停放在丰镇车站，成为西北货物集散地。京、津、张和归绥、银川等地的商人多聚于此，使丰镇的商贸和服务业有了快速发展，丰镇与平、津、张等地的贸易量大增。而文庙西的土地离火车站最近，铁路一修通，麻便以五年不收租金的方式让商家建盖字号房屋，五年后房屋产权归麻所有。此地迅速形成了东、西平安街。一时间，北京糕点、糖果食品、茶庄，天津的牙医、西医及风味小吃，还有烟馆、妓院均来此营业，东、西平安街成为繁华一时的地方。也正是在这期间，从忻州来丰镇的买卖人几乎覆盖了大多行业。其中尤以粮店和布庄忻州人最多。

日伪时期，“元义长”经营有所缩小，1945年停业。而此时麻全忠已在北京购置了产业，成为忻州人走西口的成功者。解放初，其后人麻元德从北京回到丰镇，把丰镇的房产全部廉价出售。

再一位是原丰镇县政协副主席赵怀谦。赵怀谦1924年出生于忻州原平平地泉村。小时候读过五年小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父亲、叔父、婶母、哥哥相继被日寇杀害。他和母亲生活没有着落，于1939年他十五岁时背井离乡，徒步来到丰镇。开始，他在一家叫“德和祥”的绸缎庄当学徒。1948年丰镇解放，私人企业倒闭后，赵怀谦便和几个同事在街上摆摊作小买卖。1951年，他们三个同事向政府贷款1000元，合伙开了一个经营棉布百货的小商店叫“谦成章”，辛苦经营。每次进货，都是骑着自行车从二百公里外的张家口运货，其间严冬暑热，风餐露宿，一言难尽。1956年公私合营时，“谦成章”已有十多个分店，每人可得红利1200元。此后，赵怀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公私合营中积极带头，做动员工作，取得一些成绩。1956年，县领导让他参加了全国召开的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光荣地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于当年八月调到丰镇县国营百货公司任副经理。1957年7月，他又被选为丰镇县政协副主席。195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他还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召开的群英会。

1966年文革中，赵怀谦被罢官抄家，受到批判和斗争。1968年又被打成“新内人党”分子，遭受严刑逼供，身心备受摧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怀谦恢复职务。1979年重建丰镇百货公司时被任命为经理，并于1980年5月县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上重新当选政协副主席。直到1990年，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主动辞去经理和政界的职务，于1992年退休。

赵怀谦在丰镇的工商界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工作其间，对他所在的部门制定了许多符合中央精神的管理制度和方案，对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完成上级的各项指标都取得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他本人多次出席自治区劳模大会。改革开放后到1985年，他所在的百货公司共上交国家利税240多万元。1985年调入乌盟驻丰百货站的五年内，又上交国家利税200多万元。1984年乌盟公署授予他“文明经理”称号。赵怀谦以忻州人的精明、勤奋和不俗业绩，在丰镇工商界一直享有盛誉，是忻州人在丰镇的佼佼者之一。

另一位忻州人的代表人物，我想说说郭应恩。郭应恩1926年出生忻州（今忻府区）合索乡西呼延村。郭应恩兄弟二人，他排行老二。他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从二十四岁起便开始守寡。老郭的母亲生性要强，她节衣缩食，让老郭念了三年私塾。那时忻州的生活太艰辛，1944年，老郭十八岁时便在一个在丰镇当书帖先生的本家引领下，一路风餐露宿来到丰镇，开始在“义顺和”布店住地方。所谓住地方就是给掌柜的打工，打里照外，提茶送水，经营买卖。一年后，“义顺和”倒闭，他又去“福庆成”打工。1948年丰镇解放，他和一个本家姐姐的弟弟在丰镇街头摆布摊，可谓惨淡经营。那时他吃住都在街头小店，又无多少收入。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他将几年辛苦赚下的五个土布卖了点钱，只身到天津买了一台缝纫机，计划与同村的吉良子在丰镇合伙开裁缝铺。可是到了筹备得差不多时，吉良子突然招工去了二连，老郭一时无法，只好找到一个姓赵的开的裁缝铺当学徒。

由于老郭有些文化基础，他很快就受到重用，在裁缝铺里负责店面的收料和付货的营生。但是老郭并没有忘记自己学习裁缝技术，他勤问、勤看、勤琢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很快就掌握了缝纫和剪裁的技术。在我的记忆中，1955年我的父母曾经聘请老郭当剪裁师傅，在马桥街合伙经营裁缝铺。但没过多久，公私合营的运动就开始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丰镇组成了缝纫合作社，老郭开始做机工。不久合作社变成了被服厂。由于老郭有些文化，便在门市部负责收料和付衣，同时又努力学习裁剪技术，一干就是十多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服厂为了扩大业务，增加创收，把凡是裁剪技术好的人分配在街面的门市部招揽业务。老郭便也到了街面门市部。那时布匹还很紧缺，买布需要布票。许多人做衣服要当面裁剪，怕剩下的布没有了。由于老郭的技术好，态度也好，找他的人自然很多。那些平日号称老师傅的人却常常门前冷落，而老郭的案边常常需排队等待。老郭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样下去是会得罪人的，便产生了离开被服厂的念头。他与当时二轻局的负责人谈了自己的想法，正好丰镇二轻局正准备筹建丰镇第一塑料厂，领导便调他去塑料厂参与筹建，并负责业务管理。

丰镇第一塑料厂的建设当时还是内蒙古第一家。老郭与负责人谢明忠白手起家，从设备购置到厂房建设，从人员培训到管理制度，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老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干中学，学中干，很快便精通了有关业务。厂子从开始时的十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产品的销售也大幅增长。由于老郭工作的出色表现，1972年下半年被任命副厂长，主抓产品销售。产品销售是关系到工厂生命的一大关键。老郭四处奔波，广泛联系客户，不断扩大销售渠道，使一塑厂的产品销售搞得十分红火。

1982年初，县里要成立第二塑料厂，老郭又被调到二塑厂任副厂长。同样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把二塑厂搞得热火朝天。年底，二轻局下属的地毯厂由于产品滞销而出现资金断裂，工厂严重亏损。老郭临危受命，被调到地毯厂任厂长，使地毯厂渐转生机。

自从老郭离开二塑厂后，二塑厂的销售量便开始下降，生产处于困窘状态。二塑厂全体职工联名写信，请求二轻局让郭应恩返回二塑厂。在老郭离开二塑一年后，二轻局下令让老郭重新回到二塑厂，并担任厂长。重新回到二塑厂后，老郭自己深知肩头责任重大。他积极开发新产品，广泛联系新客户，厂子又逐渐恢复了元气。他们生产的编织袋远销山西、河北和内蒙古各地。1986年，上交国家利润十万元。根据内蒙古有关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厂矿带头人给于国家干部编制的奖励。老郭成了国家干部，但他并没有把荣誉放在心上，他心里只想着工厂。他没有把个人的档案及时转到二轻局，于是这个“国家干部”的帽子并没有给老郭带来具体的实惠，他至今仍然是按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金。1987年，为了培养新人，老郭主动退居二线，担任二塑厂的党支部书记。但生产经营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须老郭考虑和拍板。所以，他本该1986年就退休，但由于工作突出表现，厂子实在离不开他，因而直到1992年才正式退休，这时老郭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

本该安享晚年的老郭，退休后却焕发青春，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开始是丰镇农业局要办塑料厂，因为此时农业新技术“地膜种植”正在大力推广，农业局想自己生产地膜。老郭帮助承包人吕二娃从无到有把农塑厂搞了起来。此时，丰镇的石材市场因有一种“丰镇黑”而闻名遐迩。老郭的亲戚相中了老郭，让他帮助推销石材。这时丰镇的许多厂家和单位也纷纷建办石材厂，都想吃“黑石头”这块肥肉。先是市五金厂托人求老郭加盟建办石材厂。从建厂，购置设备，老郭风里来雨里去，帮助建成了加工厂。后来，老郭又被派往山东搞外销。在山东他广交朋友，企业的业务量不断上升。1994年，他辞去了给人打工的工作，和另外两个人共同承包了乌盟盐业公司丰镇分公司的场地，建办了石材厂，产品效益可观。但是由于合作伙伴招用的工人大部分是他们的亲戚，工作关系显得复杂，老郭深感工作难于丁是丁卯是卯地进行，真是“买卖好做，伙计难朋”。1997年，他毅然撤股，选择了自己“单干”，这一年他已进入了古稀之年。

正是从七十岁起，郭应恩又开始书写自己崭新的人生。凭着自己多年来在石材行业的打拼，凭着晋人骨子里吃苦耐劳、精打细算、诚实守信的干练作风，他承包了丰镇粮库的石材厂，并正式命名为“鑫磊石材厂”，跻身于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丰镇石材行业。他亲自上矿选料，亲自外出洽谈业务。这样辛苦经营了两年，到了第三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时韩国的一家客商在丰镇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最后选中了郭应恩，并和鑫磊石材公司拍板成交，签订了正式的购销合同。这宗“大单”给老郭的石材厂注入了无限生机，于是老郭更是尽心尽力按照合同的要求进料加工。每一道关口他都亲自把关，不敢稍有怠慢，真正做到产品保质保量。他的石材厂每个月外销两至三大车石材，创造了所有石材厂的销售奇迹。后来在石材市场整顿时，老郭又在石材一条街购置地块，建起了属于自己的鑫磊石材加工厂。如今，老郭虽然把工厂交给了孩子们经营，但韩国客商和鑫磊石材加工厂仍然继续愉快地合作着，互惠互利，实现着双赢。

为了满足韩国客商的要求，老郭曾多次去山西的浑源矿区选料。他不顾年高，不辞劳苦，爬坡上梁，敢于吃苦。他的精神连同行的年轻人都赞不绝口。如今他的工厂安排下岗职工三十多人，每年上缴利税十万多元。老郭成了丰镇石材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今年老郭已经是八十四岁的人了，虽然不再每天坚守在石材厂，但有时还会去外地处理一些业务的事情。财运往往钟情于勤奋的成功者。在老郭离开二塑厂后的日子里，二塑厂业务却渐渐下滑，后来也改建成石材加工厂，但由于经营不善，几年后便停产了。他们听说老郭有了钱，便想把厂房和地址卖给老郭。老郭在二塑厂那么多年，感情上也想帮助他们，便以当时的高价三十万元买下了。几年后，二塑厂周边进行城市改造，土地大幅增值，光这片地方和厂房就卖了近三百万元。老郭给每个子女买了一套门面房，让他们去更好地发展自己。老郭身边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有安定充实的工作。他经常把孩子们及媳妇、女婿、孙子和外甥招回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老郭的爱人董秀兰信奉佛教，老郭对慈善事业也很支持，2005年，山西大同堡子湾兴建庙宇，老郭捐资6万元，并用墨玉石材立碑刻字。

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遗憾。老郭和我说，当年从忻州来丰镇时，他的一些亲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老郭不会有大的发展。而老郭就是要争口气，第一次来丰镇后八年没有回家，硬是在丰镇扎下了根。而有些出口外的人早早就返回忻州了。老郭谈到他的母亲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表现出一种尽孝不够的自责。他的母亲于1980年去世。虽然多次接到丰镇居住，但那时他的事业还没有如今的辉煌。他总感到对不起含辛茹苦培养自己的母亲，未能厮守在一个从二十四岁就守寡的老母身边而深深自责。是啊，一个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总会有顾此失彼的遗憾。

有一个我想叙述的是今年八十岁的老人解鹏英。老解1929年出生在忻州（今忻府区）田家窑村。他的父亲是村中一个木匠，生活十分清苦。老解少年就下地干活，只读过三个冬天的私塾。1942年，忻州大旱，穷人糠菜难饱，村中多数人外逃求生。其时正值日寇统治，更是雪上加霜。天灾人祸使老解的家难以维继，1943年老解十四岁时，便跟着父亲，辞别母亲，到口外谋生。他们父子落脚在丰镇，经忻州人曹子清的介绍，老解去了粮店“福聚和”打工。他的父亲去了离丰镇四十公里的隆盛庄给粮店做扇车。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忍受着思念母亲的痛苦，没明没黑的伺候掌柜，端茶端饭，扫屋铺床，凡是店内的苦力营生他都做。尽管如此，老解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自学打算盘。他还买来麻纸，每天中午掌柜的睡觉时就练习毛笔字。他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求得生存本领。就这样他苦苦熬了四年。

1947年，他所在的商铺倒闭，老解没有了生计，只好去一个叫李殿明的私人电磨坊当了磨工。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却没有工资，只管吃饭。

1948年秋，老解打听到有一个叫智克明的忻州人在北京裕大货栈当掌柜，便只身去北京找工作。谁知裕大货栈当时也不景气，但智克明的一个本家在华北国民军傅作义的部队里当少将。智看到老解年轻力壮，便介绍老解去当兵。这时正好老解有一个本家叫解庭轩的在几个月前当了兵，分配在军队的总务处，经介绍，老解也被分配在总务处的传达室，专门负责登记簿的工作。军队的领导见老解字写得好，又把他抽调到通讯指挥部当了文书上司。

半年后，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和平起义的一般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去留。老解年龄还小，想念母亲，便随同队伍中的几个忻州人一同领了支前证明和路费回家，于1949年3月回到当时的绥远省丰镇县。每每当谈到这段经历，老解也深感遗憾。因为当初他临走时，解放军的领导曾想让他继续留在部队，并答应他给予排级待遇。后来，队伍里有的人还和老解通信，当初和老解同样的战士，凡是继续随队伍南下的，后来都当了团级以上的干部。

回到丰镇后，老解和姐夫赵北辰在街头摆地摊卖粮，风里来雨里去辛苦经营。1954年，他经妻兄阎增和的介绍，去集宁邮电局食堂管理伙食。开始是做临时工，干了一段，经邮电局领导同意又招收为正式职工。后经老解要求，分配到丰镇邮电局当了乡邮员。他投递的地方是离城四十多里的官屯堡乡，那时邮局没有配备自行车，只能徒步。他每日身背邮件，爬山涉水。当天一早出发，晚宿乡下，第二天返回。无论严寒酷暑，他都风雨无阻，整整跑了三年，于1956年调回局里营业室，并担任组长，专管报刊杂志发行。老解说，徒步的乡邮工作实在辛苦，他回来后，先后换了好几个人都吃不下苦，都不愿去了，后来找了一个乡下的临时工，才算稳定了这条线路的乡邮工作。

1960年，国家开始“新三反”运动，由于报刊定价的调整，发行款也常常发生变动。一位新到邮局的会计在把发行款退到营养款的过程中，有四十六元二角五分营养款发生差错。老解是营业组的组长，被怀疑贪污了这笔钱。老解受到不白之冤，便与领导顶牛，并把已经调至集宁的会计叫回，重新审查。后来，事情虽然弄清了，但因为和领导顶牛，仍然受到降一级工资的处分，并调离邮局。老解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直到1979年才给予平反，并重新恢复了工资级别，此是后话。

1961年，老解被调到县粮食加工厂。这里的工作很辛苦，碾米磨面，装车卸货，既累又脏。老解不怕脏不怕累，干什么工作都很出色，受到群众好评。1963年，他被调到县中心粮站当了开票员。文革时，还是由于邮局的那些不白之冤的牵连，老解于1968年又当了付货员。那时粮站的工作又多又累，老解是哪里忙去哪里，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9年，老解调到粮食局专管粮食调运，常常外出联系业务，广泛接触外地的同志，为老解日后个人发展铺下了道路。1983年，老解到了退休年龄，可是办理退休手续后，又被粮食局返聘回局待业队当了经理，使老解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收入都有了更大的发展。

从1986年开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老解自己开办了经营粮食和副食的店面，开始展示其退休后的人生价值。由于老解的勤劳与诚信，许多客户都愿意和老解打交道。老解的店面生意兴隆，营业收入相当不错。1988年后，几个下岗的子女也加入到老解的经营中，他们既开店面也摆地摊，经济收入不断增加。老解常常教导他的子女，做买卖首先要诚信为本，同时要同情受苦人。从1990年起，老解的子女们都有了自己的门市部，主要经营粮食和副食，买卖做得红火，经济收入可观。从1995年起，老解把门市部的经营权全部交给了子女们，他充当了顾问的角色。如果从1986年算起，老解又在商海中搏击了整整十年，丰厚的收入是他辛苦的最好回报，他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

2002年，老解的老伴突然去世，老解成了孤寡老人。但他很快就从痛苦寂寞中走了出来，除了抽时间继续帮助子女们经商外，大部分时间开始用于练字和写诗。2004年，老解加入了丰镇书协。2005年，又加入了丰川诗社。他积极参与市内外的各种书法赛事，并多次获奖。他对于自己在晚年能参加市里的诗社和书法协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自己晚年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心满意足。2007年他出版了《鹏英诗集》，2010年又出版了自己的书法作品集《墨田乐耕》。老解常说，忻州人到丰镇给丰镇的商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赚了钱，我们不仅要把忻州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承下去，还要在文字上留下忻州人奋斗的印记。老解自费出书，就是想把这种精神用文字的形式留下来，让他的后辈们记住老一辈走西口的艰苦精神。

就在我这篇文章的撰写将要结束时，一天早晨在北山上遇到了晨练的老吕。他手中还牵着一条小狗。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忻州人，我便打听到了他的住址。在城中一个安静的平房小院，我找到了老吕。可惜他的耳朵已经很背，交流十分困难，但他的经历很能代表众多忻州人，我便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老吕叫吕国荣，1928年出生在忻州（今忻府区）东冯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1942年，他十六岁时因父母去世生活艰难而来到丰镇，先在“民聚当”当铺当店员，1945年当铺倒闭，他回忻州呆了二年。第二次来到丰镇后开始是做小买卖，挑着货担下乡卖货。1953年参加了丰镇供销社，先是在柜台卖货，后来做财务。其实，老吕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全凭自学，认下不少字，还学会了记账。在供销社干了几年，后又调到土产公司。工作中，老吕一直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因而工作和生活一直平稳安定。1985年，为了顶替子女接班而退休。老吕的老伴叫赵桂英，和老吕同庚，忻州西会村人。她是1948年坐着汗板车，花了18块白洋的路费从忻州来到丰镇的。老俩口现在儿孙满堂，生活有退休金每月1600多元。我说，老吕你红光满面身体很好呀！老吕说，现在有退休金，两个人花不了，不愁吃喝，又能吃又能睡，不像小时候那么苦了。说着我看到老吕热泪盈眶，对社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忻州人在丰镇拼搏奋斗，其间有多少艰辛苦楚真是一言难尽，用以上几个人来叙述忻州人在丰镇的创业历史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在丰镇的许多重要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中有不少是忻州人，他们都是解放前后来到丰镇，从店员开始一步步走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艰辛创业的历史。如丰镇县当过副县长、县第七届政协和市第一届政协主席的谢福兴，就是从忻州来丰镇从店员起家的。还有水利局局长刘有生（忻府区刘家庄人）、国税局局长解成庭（忻府区田家窑人）、房管局局长付廉（原平崞阳镇大乐沟人）。另有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贾如诚、赵健康、宿文章、沈有良、索文瑞、张守模、赵培珍、赵文义、郭志福等，都是从店员起步，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部门的骨干力量。

现在，当年走西口的年轻人都已垂垂老矣，有部分人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们都已长大成人，许多忻州籍的后辈们所创建的业绩已超出他们的先辈。他们遵循着父辈们吃苦耐劳、诚信待人的优良品德，继续在丰镇和其它地方为国家的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创造着自己的业绩。（心雨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