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为何母教风气盛行？看完慈训堂的作用，你就明白了

孟母

孟母、陶母、欧母、岳母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贤母。

并且“孟母三迁”“陶母责子”“画荻教子”“岳母刺字”等故事一直为后人传颂。

为了褒扬她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成就，后人修建了“孟母庙”“陶母庙”“岳母祠”等祠庙，用来纪念她们。

在明代，为了感恩母亲的辛勤培育，一些文人志士也特意建了一处住所，并以“慈训堂”命名，这是明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而明代母教风气的盛行，也与此脱不了关系。

传统母教出现较早，西周时期就有周文王之母胎教的传说。

刘向在《列女传》中还记载了许多慈母教子的事迹，但为后人熟知的母教故事大多发生在汉代以后，如陶母、欧母、岳母之外，还有和丸教子的韩氏、口授诗书的杨氏等女性。唐代柳公绰妻韩氏家教甚严，“仲郢幼嗜学，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咽以助勤”，后来柳仲郢得以进士及第。

元代大儒虞集四岁时，“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并且熟知《春秋》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盘，皆受业家庭”，之后虞集卓然成为大家。这些事例都很好地说明母亲在子辈成长过程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也会通过诗文歌颂或怀念母亲，如孟郊《游子吟》、王冕《墨萱图》等；建造慈训堂，则是明代文人为了缅怀或感激母亲的另一种形式。

慈训堂，也称为“思训堂”“爱萱堂”。元末明初的王逢在《爱萱堂》诗序中就有提及：

萱通谖，语出《诗经•伯兮》。明代汪舜民在《思萱图记》中还特意对“萱”进行了解释：“谓萱为母，古无是语。萱通作谖，谖者，忘也。萱之为草愁者，覩之忘其愁，故又名疗愁。忧者玩之忘其忧，故又名忘忧。怀姙者佩之则生男，故又名宜男。《诗》云：‘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背乃堂北妇人之所主也。呼母为萱堂……”

所以，后世遂以萱草喻母亲，其所住之处也就称之为萱堂。这是汪舜民为谢理写的一篇图记，而图则是谢理的族弟监察御史谢廷献所绘，并且程敏政也为之写过一篇记。这是多个名人为某个人的母亲事迹作图写序，慈训堂也多有类似的情况。明代流行请人作序的风气，许多尚未成名或没有名气的人极力希望台阁辅臣为自己的文集、处所或长辈写诗作序。

慈训堂是子辈为了颂扬母亲的功德，因而，他们也会请名人题词，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表达自己深切的感情。

大学士胡广、杨士奇就为通政司右通政陈至善分别写有《思训堂辞》《思训堂诗》，内阁首辅徐有贞、于谦也为山西参政王来写过《跋王大参之慈训堂卷》《慈训堂诗》，其中为彭士扬作序的朝廷官员最多，如杨荣、杨士奇、王直、陈循、余学奎等人。实际上，彭士扬只是普通的教官，但却有这么多名人为慈训堂作序，这得益于他特殊的经历与广泛的交友圈。

据杨士奇《彭士扬墓表》中所载，彭诩（1375—1430），字士扬，开始作为郡学训导被推荐到吏部考经义，“士扬熟于经传，而条析明畅，翰林诸公皆称叹其难能。尚书蹇公览其文，喜曰：‘今之教官能是者，千百之十一’”。“时英国公奏求儒师”，于是彭士扬被举荐为英国公张辅的家庭塾师。

彭士扬多次跟从张辅到交趾平定叛乱，“军中奏疏檄谕悉出其手”，并且“士大夫谪居交址者，赖其存济甚多”，这就为他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关系。此后，张辅再举荐彭士扬为国子监典籍监，“一时翰苑诸学士皆于士扬往还”。

可见，彭士扬与朝中许多大臣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人为彭士扬慈训堂写序，除了上述因素，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杨士奇文集中多次提及彭士扬，较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人都是江西泰和人，杨士奇还为彭士扬的父亲写过墓表。王直也是江西泰和人，又是彭士扬的内兄，并为彭士扬的母亲写过传记。虽然彭士扬与两人是同乡和亲戚关系，但个人曲折的成长经历可能才是打动作序者的主要原因。

父彭原复去世时，“无厚产重货以资其为生，败帏瓦灯，一室萧然”，此时彭士扬才十岁，刘氏二十六岁。本来孤儿寡母的生活就非常艰难，还遭到伯父等人的欺压，但是，刘氏却能坚强地应对困难，“勤女事，以继飦粥供祭祀。有怜其贫者说孺人更嫁，孺人峻斥之”。

刘氏也非常注重彭士扬的教育，“早读书，通《论语》《孝经》，常口授士扬”，从小就奠定了彭士扬的经学基础。所以，大概是彭士扬多难的幼年生活让人觉得同情，才使得这么多名人为之题词。彭士扬的情况并非个例，明代慈训堂背后都有一段寡母抚孤的感人故事。

这是洪武年间国子祭酒龚斆为助教徐用之慈训堂的题诗。从诗中可以看出，徐用之六岁就丧父，而其母才二十四岁。母子茕茕孑立，没有依靠，生活异常艰辛。

所以，徐母不仅要通过纺织维持日常开销，还要努力教育儿子成才，希望能够光宗耀祖。成化二年（1466），临高知县梁俭为王佐的慈训堂也写了一篇记，“慈训堂者，高州贰守王君汝学少奉母受教处也”。王佐（1428—1512），字汝学，号桐乡，七岁父亲去世。

在母亲唐氏的教导下，王佐于正统十二年（1447）中举。即便后来王佐在朝为官，但有时也难以维持生计，“凡在官用度，皆母自其家致之。每嘱其子居官清谨守节，要如母在家训戒”。

唐氏不仅教育王佐从小刻苦读书，成年后还在生活上予以援助；并且嘱咐儿子谨遵母教慈训，做官清正廉明。“慈母任胎教，子生教于父。念子昔未期，而已失所怙。所教赖慈母，谆谆自朝暮”（《慈训堂》），“十年灯下存丸胆，万卷窗前想断机”（《题彭士扬慈训堂》），这些诗歌都是叙说单亲家庭中母亲培育子女成长的艰难。正是因为这些士人从小就体验了这种生活，所以，为了报答母亲的辛勤付出，于是极力请人颂扬母亲昔日的功绩。

尽管修建慈训堂的人身份大多比不上作序者，但是这些达官贵人有感他们的事迹都会题词。需要指出的是，慈训堂并不都是作于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如前文提及的陈至善是母亲去世后请胡广作序，更多的还是在自己稍有成就之后，然后建造一个处所奉养母亲，“（彭士扬）作新堂于月池之上，以奉其母孺人，而名曰慈训之堂”。

不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到母训下这些士人的艰难成长历程，他们内心都怀有感恩之心，而慈训堂只是回报母辈的一个精神载体。

家庭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父母教育又是子女成长的关键因素。但某些家庭由于父亲角色的缺失，母亲成为教育的主导者，“小儿受母亲之教，比之受父亲之教为多……与小儿周旋之人，未有比母亲长久而亲热者”，寡母孤儿相互依存的境遇，使得母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

尤其是在讲究孝道的古代社会，子辈有所成就之后，便通过各种方式回报母亲含辛茹苦的培育，而明代建造慈训堂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从慈训堂诗文作者所描述的情况来看，这些士人对母亲都怀有很深的感情。“早失所怙，母夫人独存，以育以训，至于有成，官至通显，而母夫人弃荣养。侯泣血哀毁，恒悼曰：‘吾父早见弃，赖吾母存以训育诸孤。今母又见弃，孰为我训者？思母训言，今不可闻’。”《思训堂辞》）陈至善早年与母亲同经患难，而当他仕途顺达之时，母亲却又不在人世，“泣血哀毁”，足以说明内心的愧疚和对母亲的无限思念。

“慈乌，悯孝子也。四明宋子升早丧父，赖母训以底成立，而母亦继殁。后迁西夏，追慕不忘”（《慈乌》），用慈乌来比喻母爱，即便远离故土，仍然无限思念母恩。因此，他们建慈训堂不仅是感激母亲的恩德，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延续家风，“所以表其德也。且欲使生之子孙皆不忘，则非文无以传远”（《慈训堂记》）。

慈乌

“季复登进士第，授秋官尚书郎。余虽未仕，亦皆修谨力学，为乡里闻，人是皆平日训诲所致。原之推本所自，而扁其堂曰：慈训。所以表夫人之懿行，而示若子若孙于无穷也”（《慈训堂诗》），这是于谦为王来母张氏所作的诗序，在张氏倾力教导下，王来几个兄弟科举及第，即便没有科名也是品学皆优。所以，他们要表彰母亲的辛勤付出，并且为后世树立榜样。

实际上，除了慈训堂，明代还有专门为女性建立的贞节堂、世节堂，上文提及的杨荣、杨溥、王直、倪谦等人也为贞节堂写过诗序或记。由于明代理学家强调女性的贞节，加上朝廷对节妇烈女的褒扬，因而，不仅各个地方为这类女性立了牌坊，有些子辈也会另辟一地纪念母亲或祖母辈。

贞节堂主要是子辈为了赞颂母辈的节义，但也会提及她们抚孤的艰苦经历。

这是江西泰和人梁潜为同乡刘彦桓兄弟建造的贞节堂作序，对刘氏抚孤教子成人之事多有褒扬。梁潜还写了多篇有关贞节堂的文章，而在序中大多是赞扬女性能够保守贞洁，偶尔也会述及她们对子辈的教育。虽然慈训堂和贞节堂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表达了对母辈的牵念。

总的来说，传统单亲家庭中的母辈不仅要肩负子辈教育等生活上的重任，还要克服内心孤苦无助等现实问题。明代慈训堂折射出母亲群体在子辈心目中的地位，而名人的诗文书写也让世人更好地看到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传统女性勤劳坚强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