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五良大甫吴祥瑞”——柳营茶道的宗师小堀远州

在日本，有一种来自于晚明时期景德镇的青花瓷，被称为祥瑞手（以下简称祥瑞）。按照比较专业的窑器玩家总结就是：

第一，祥瑞胎质细白，器形规整，釉层亮丽，青花发色优美，可知用料之精，而且不会是日本本土的原料；

第二，图案内容绚丽繁华——主要的纹饰为开光（丸纹）的花鸟、山水、人物、诗文等；器物的口沿、近部不仅会上一圈酱色的釉，而且还绘有石叠纹、几何纹作为装饰，也就是“口红”和“胴纽”；图案的“地”，也多为“卍字不到头”、“落花流水”、“皮球花”等织锦纹样而且一件器物上常饰多种不同织锦纹；器底或盖内一般有“五良大甫吴祥瑞造”青花纵书两行款。

虽然祥瑞的纹饰复杂，但因为烧制的一丝不苟，所以不仅没有“密集恐惧症”的杂乱，反而形成了一种“七珍万宝”般的“祥瑞风”。据说这种瓷器的设计者就那名热心于瓷器烧制的日本人——五良大甫吴祥瑞。

幕末到近现代的祥瑞。

现在关于这位伟大日本“艺术家”、“手工艺家”的记载都是很格式化的，最常见的就是：

第一种，五良大甫，日本伊势松坂人，随日僧了庵、桂悟入明，以“吴祥瑞”之名居景德镇五年，于正德八年返回日本，把青花烧制技术传到日本；

第二种，日本陶艺家伊藤工郎大夫（伊藤五良大辅）于大明正德六年（1511AD），随日本使节入明，并改名为吴祥瑞，在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两年后回国，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并在日本肥前的伊万里开窑，称伊万里窑，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从此青花瓷器的制做技术在日本扎根。

第三种，五良大甫是日本首先制造瓷器的人。据史书记载他于明朝崇祯年间到中国景德镇，在当地居住了二十五年，跟随当地陶工吴祥瑞从事制瓷业，最终掌握了烧制青花瓷的技术。回日本后制造青花瓷，被后人称为日本祥瑞。

总之，关于这位陶工或茶器商人的生平就像萌化泡影一般不可捉摸。但就像很多情况一样，越是虚幻之事，越是“家喻户晓”，以至于晚清黄遵宪一百多年前在《日本杂事诗》还为此赋诗一首，写道：

回青纯白洁无尘，色比官哥稍薄匀。

说是五郎亲手制，就中最爱爱莲人。

但是，关于五良大甫的身世、生平的各种推论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明显不可能。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说过，日本的第一窑青花瓷是古伊万里，而非“祥瑞手”。而且这两种瓷器区别很明显，不仅胎质、釉药完全不同，纹样的风格也完全不同。

第三种说法也完全不可能，大明崇祯十年，为宽永十四年(1637AD，这一年日本爆发了天草四郎时贞领导的宗教战争——岛原之乱。这件事对幕府刺激极大，乱平之后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以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旨在隔绝外国人的锁国。锁国的主要内容就是，外国人没事儿别往我们日本跑，我们也不往你们那去，滞留海外的日本人干脆就地归化，别回来了。也就是说，如果崇祯年间五良大甫来到中原，那二十五年之后他根本回不去日本。

而且，“祥瑞”最早出现在日本的时候正是崇祯年间，如果五良大甫是正德六年间入明，那距离崇祯朝就有一百多年——换句话说除非五良大甫是得道的高士，人中的仙翁，否则绝不可能在将近二百岁的高龄还去研制青花瓷······

小堀远州使用的祥瑞茶碗。

小堀远州设计、收藏的香盒。

所以现在研究日本陶瓷史的学者普遍认为，祥瑞是明末崇祯年间，也就是日本宽永年间，由日本的高层茶人在景德镇定制，成品全部输往日本。而据豫乐院的《槐记》载，定制这批茶器的应当是日本江户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茶道师范小堀远州。

小堀远州，原名小堀政一，后因官拜远州守，所以后人化爵为名，以示敬意。远州的父亲为小堀正次是当时日本霸王丰臣秀吉之弟、大和大纳言秀长的家老。而自己也在少年时代担任了丰臣秀吉的小姓，从而有机会见到了千利休点茶。但是利休与远州可能彼此之间就见过这么一面。而在三年后，利休被丰臣秀吉罗织罪名并迫害致死。所以小堀远州的茶道都是有千利休的高足，古田织部传授的。

至庆长四年（1599AD）三月，也就是丰臣秀吉死后半年，古田织部带领着刚成年不久的小堀远州于吉野游春，借机给恩师利休办了一个镇魂茶会，这不仅是在权力威压之下的艺术家终于出了一口郁气，更是在向世人表明，远州将成为利休茶道艺术的继承者。但是令小堀远州想不到的是，他的恩师织部的最终宿命竟和千利休一样，没有获得善终——在丰臣家灭亡之后古田织部被新的霸王德川家康赐死。

两代茶道宗师的惨死，对小堀远州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从骨子里他对“战国”有着唾弃的心态。这点表现在茶道仪式上——比如“口切”仪式的作法，千家茶道和远州茶道就有别。所谓“切口”就是给茶罐（日文写作“茶壶”）开封，里千家从来都是在来客面前口切，但是远州流从不在客人面前口切，而是在别的房间里举行口切仪式，这是因为不想在来客面前露刃。这与其说是一种战国式的神经紧张，不如说在茶室拔刀容易让小堀远州联想起利休和织部的悲哀宿命。